林鹏
检察机关依法起诉李艾文、白向群两案
来源:人事     发布时间: 2019-07-26      浏览次数: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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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拉斯

    12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新闻局举行专题讲座,邀请资深立法专家讲立法故事。张棉棉照片

    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包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12月7日,媒体采访了四名资深议员以分享令人难忘的片段。

    我们经历了一些关于立法的事情。

    97刑法废止三包犯罪

    1979年颁布的刑法是文革结束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民法典》目前正在编纂和审查。事实上,根据1979年《刑法》修订的1997年《刑法》是第一部刑法,即现代刑法。

    1997年1月6日至9日,王汉彬、任建新、罗干共同召集了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法、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律办公室、军事局、主管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各部门、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业委员会连续四天出席会议,修改第一条草案。当然,主要集中于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尤其是草案中有争议的问题,以充分讨论和确定修改计划。

    刑法基本原则的主要修正案。第一,罪刑法定原则与刑罚。1979年的《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原则,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刑法实施十余年来,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修改的条件也得到了满足,这是法制的重大进步。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79年的《刑法》中未作规定,但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作为程序性原则作了规定。在修改刑法时,我们认为,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同时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中实施。对于同一种犯罪,由于身份不同、工作不同、背景不同,不应该判处相同的刑罚。为了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应当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它不能由法律规定,其适用因人而异。三是罪刑可比原则。它意味着轻罪不能被严重定罪,重罪不能被轻罪。刑法规定量刑有范围,罪刑平等。即选择正确的量刑幅度,把握量刑幅度。一些修改刑法的同志举了这样的例子。1983年,有个年轻人偷西瓜。他无法达到严惩的程度。如果他赶上“重刑”,就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也就是说,罪刑不当。执行法律不能进行“运动”。如果法律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如果法律比较宽松,法律将被修改。

    刑法具体规定的重大修改。一是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二是对三个“口袋犯罪”进行修正。1979年刑法制定时,对投机、流氓、玩忽职守罪有比较原则。在实践中,它被称作“口袋犯罪”,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装进去。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为了保持经济稳定,规划了商品配置,人们在不同的地方运输和交易商品,以改变价格。据说投机是唯一粗心做生意的方法。这是搞活经济的桎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其他被“小匪徒”偷西瓜的,如果盗窃罪不容易定罪,判处流氓罪,刑期可能很重。玩忽职守罪的规定也很笼统。具体而言,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如何。在实践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定罪,而另一些人没有被定罪有相同的情况。为了促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惩治特定犯罪,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改变。当时工商部门的同志们坚持认为投机罪不应该改变。工商部门负责调查和处理投机活动。他们过去在每次讨论中都有不同的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角度出发,坚持对犯罪行为进行明确规定。没有说投机、流氓、玩忽职守等犯罪过去不能处理。有些行为必须由刑法处理。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签订假合同诈骗、强迫淫妇侮辱妇女等问题,必须依法惩处,但在法律上应当规定具体行为,不能一目了然。后来,那些必须受到刑法惩罚的人在法律上作了具体规定,不再是一般人。犯罪的定义可以随意解释。

    香港监事能否成为被告的争议

    1983年3月2日,国务院将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当事人对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和吊销工作证不服的,可以向上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本条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的许多委员就这一规定提出了意见,建议当事人拒绝接受行政处罚。他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3月4日,杨尚昆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意见。常务委员会若干委员和参加研讨会的法律专家一致认为,应当赋予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该草案否定了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不符合许多国家的惯例。交通部坚持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员实施行政处罚。它代表国家行使职权,不应成为被告。

    第二天早上,彭珍又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习仲勋、彭崇、廖成志、杨尚昆、交通部部长、副部长出席了会议。在这样一次有五位副主席(其中四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高级别会议上,交通部仍然遵守条款草案。交通部长说,港务监督在履行职责时,把国徽戴在头上,带到法庭,也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告上法庭。此时,彭真认真地请顾昂然阅读宪法的有关规定。彭珍说:海员,尤其是作为大副和船长,要经过多年的磨练才能拿到执业证书。你错误地惩罚了他们。吊销他们的执业证书就等于毁掉人们的工作。他们不允许上法庭寻求公正。交通部仍然拒绝。交通部副部长说,他在海上奔跑多年,担任过大副和船长。美国和日本不能将这种行政处罚提交法院。会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当他走出会场时,习仲勋叹了口气说:“很难读懂宪法,拒绝接受宪法。”

    会后,王汉斌立即安排法工委实验室检查美日有关法律法规。法律和劳工委员会通宵工作写了两篇论文,证明副部长是错的。日本有海事遇险审理法,美国有“海事案件”283起,“1974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戴维·苏利亚诺诉美国海岸警卫队船长案”,很清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当事人对海事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都有权向法院起诉。

    为解决这一问题,王汉滨向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了一份关于常务委员会审议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的报告,并附上了有关资料。这份报告首先提交给习中勋,他批准了一个“好”字,然后批准了万里。万里专门让国务院研究部主任马宏了解情况。回到万里报到后,万里把报告交给交通部,这样他们就可以停止争吵了。

    这场争论还导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理法律案件的程序从一审制向二审制转变,这实质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创新。3月5日,主席会议经讨论并向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后审议法律草案,一般采取下列程序: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当首先听取解释法律草案一经通过,不经表决进行初步审查;法律草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下次会议或者以后的会议上审议,然后付诸表决。

    根据新的二审程序,经过六个月的研究和修改,1983年9月2日通过了《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规定:“当事人对主管机关的罚款或者吊销其职务证明的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不予处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主管机关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体验香港基本法的第二解读

    当地区发生纠纷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法律的解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经历的第二次口译是在2004年4月。这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1第7条和附件2第3条的解释。这是修改行政长官组成办法和立法会组成办法的程序。

    背景是2003年7月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香港签署了一项关于加强经贸安排的协议,下午在香港爆发了500000人游行。这次游行的原因是,特区必须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制定国家安全法。我们实行了“一国两制”。内地刑法尚未在香港实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自行立法,禁止七项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这项法律草案已提交立法会。当时,他们反对派遣煽动者,说如果法律通过,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将在香港消失。事实上,更大的背景是1997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香港人的资产缩水。许多人对此抱怨。通过反对23项立法,所有的投诉都上了街头。特区政府被迫搁置23项立法。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2003年下半年,反对派认为有23个项目被封锁并获得成功。他们利用胜利并追求胜利。他们要求在2007和2008年举行两次大选,主要官员的大选,立法会的普选和日常示威,这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对香港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们的要求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立法会由普选产生。具体的生产方法见附件1和2。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规定,2007年以后的修正案应以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的组成办法,经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立法会的组成办法备案。香港反对党在基本法中占有发言权,并将这一规定解释为在特别行政区启动政治发展的权利。立法会和行政长官也在特别行政区。中央委员会终于发挥了作用。前面没有中心问题。这样,发起和支配修改两种生产方式的权利将掌握在反对派手中。

    通过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认为提出“必要修改”的权利,即认为需要修改、解释清楚的权利。因为在一元制下,地方政治制度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其修改也必须由中央政府决定。最后,对“需要修改的”一语的解释如下:第一步是让行政长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第二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修改;如果同意修改,第三步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四步是征得行政长官的同意;第五步是征得行政长官的同意。这一解释压制了混乱的声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了最权威的解释。那时,我去了香港开了一个研讨会。反对派说那是经济特区,不是中央政府说了什么。我说,不管是谁说的,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经解释了,这是最权威的最终解释。这样,香港政治发展问题就进入了《基本法》规定的轨道,解决了社会纠纷。

    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这不仅仅是一次,而是长期的。因为《基本法》的解释与《基本法》的规定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这是《基本法》规定的延伸。香港的政治制度每五年发展一次。这一“五部分”规则已经确立。今后每一次政治改革都要按照这一程序进行,使中央政府始终主导着香港政治制度的发展。

    关于是否应该制定专利法,存在很多争议。

    商标法的制定相对容易。该法的主要论点是规定企业自愿登记还是强制登记。专利法比较难制定。我们应该在公有计划经济中发展专利吗?整个社会,包括党在内,都有争议。专利是什么意思?一项新的发明,它利用宣传来独家使用这项技术。我是开着的,但是我只能用它。如果你想用我,你必须点点头,按照约定给我版税。

    中国是否应该采用这项法律在当时是有争议的。现在回顾专利法的制定,我们已经跨越了三个门槛。一个门槛,中国不应该实施专利制度。工业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反对制定本法。他讲道理吗?对。不制定专利法也是有益的。首先,外国技术可以无成本地模仿。第二,我们可以“用钱介绍一个家庭,用一百个家庭”。我记得有一位经济委员会的同志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认为不应该适用专利法。另一部分科技界同志以及部分科技主管部门坚持以武汉同志为代表的专利法。他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由于这些争议,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人倾向于制定专利法。胡七里同志首先提出,即使有试行草案,也要执行这项法律。最后,彭镇同志和小平同志召开了主席会议。讨论的最终目的是制定专利法。他们提出,专利法应该以外部为主,国内也有相应的规定。同时,也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当然,我们不应该吃大锅饭。因此,专利法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个门槛是几个专利。专利、实用新型和设计是一件还是三件?专利局倾向于从事三种类型的工作。其他同志倾向于一个,最多两个。同志的理由是只有发明专利才是重要的。你抓不到大的,但是小的很笨重,可能不太好。有人说,加上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小发明”,日本是在本实用新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最后辩论的结果,国务院仍然对三种类型的专利相对开放。因此,专利法草案的原稿是三种专利,参照常务委员会。

    第三个阈值非常有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对专利法作了几项重大修改。最后,专利法的条文结构不可行。我记得,1984年农历三十年前的下午,法律委员会在孝感庭大厅开会。春节过后,专利法草案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有人说我们的专利法是从台湾的专利法结构上抄袭来的。那是什么意思?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设计三章。完成发明的申请、批准、异议程序、无效程序、专利实施和强制许可。第二章和第三章使用了许多适用的条款。适用的条款是20或30条。有人说这是台湾的写作方式,建议修改这个结构。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实质性的偏差,不愿改变结构;他们还考虑离开会议去投票一小段时间,以免出错。当时,法律委员会主席也是副主席彭冲。彭崇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说我们应该改变它,使法律既美观又实用。后来,我决定改变它。杨静玉和我讨论了一种新的方法。那时候没有电脑。我们采用了一种笨拙的方法。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剪下文章,重新组装起来,然后把三项专利结合起来写出来。共同规定不重复,区别规定另行规定。我感到这种调整已经导致条目清晰,十几篇文章减少了。京玉同志和宋润芬同志觉得在春节的三天假期里他们可以做这项工作。后来,法律委员会接受了这个计划。当年秋天,他陪同顾明去看世界知识产权总干事博吉。他说中文很棒。他在六十多篇文章中清楚地解释了三项专利。该法实施的第一天,国内外共提出申请3455份。博格西说,这个数字打破了专利史上的绝对记录。专利法和商标法的颁布,促进了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从而推动了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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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任的编辑:

    张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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